那两笔，收了。”
“比我预想的快。”
“快是好事还是坏事。”
“账房的快，从来都是好事。”他把汤碗放下，“下去吧。”
五月末那几天，雨一直没停。雨不大，细，黏，落在账房的窗玻璃上，一条一条往下淌。
那晚十一点多，我把誊本摊开在灯下，翻到那一页。「允」字还在，铅笔写的，笔画很轻，像怕吵醒谁。刮痕底下压着一个「送」字，我摸过很多遍，闭着眼也能描出那几笔的走势。
台词是在这时候浮起来的。每次都是这样，在我以为它不会来的时候来，先是一点凉，然后整片漫上来。
“人这一辈子，有些架躲不掉。”
她说这话的时候，站在糖水铺的雨棚底下，雨点打在铁皮上，她抬手把刘海别到耳后。我以为她是说给我听的，说完，她就走了。
今晚我忽然想：这句话，她是从哪儿学来的。
一个十几岁的姑娘，说不出这种话——除非有人先跟她说过一遍。她妈妈。她妈妈是不是也说过一样的话？是不是也有一架，她妈妈没躲掉，这句话才传到她嘴里？
糖水铺老板娘来九龙春找过人，在前厅坐了一整天，孟爷下楼见了她。五金铺老板说，来问允儿的人，头一个是她妈妈自己，第二个是个退休差人，每年来一次。她妈妈找了她很多年，后来没人再见过她妈妈。
她躲了吗。没有。她一直在找。她只是没找到。
我把誊本合上，手指停在封皮上。雨还在下，敲着玻璃，敲着后巷的铁皮雨棚，和那晚敲在修车行屋檐上的是同一个声音。我对着那页纸说：“那就都不躲。”
声音不大，在空账房里撞了一下，散了。我不知道是说给允儿听，还是说给她妈妈听，还是说给我自己。
后半夜雨停了，我睡不着，下楼去后厨看夜火。守夜留下的老习惯——火没人添，会灭。
后厨的灯亮着。
我以为是老萧。走到门口，看见的是孟老大。他坐在灶台边那张矮凳上，背对着我，面前摆着那本换了封皮的旧账本，还有一截红绳。
红绳洗得很旧，颜色褪得发白，绳头系着一颗很小的塑料珠。我认得它——孟老大抽屉里那截，和允儿手腕上那条，一模一样的红绳。三月十五那晚她拉开车门，路灯底下，手腕上闪的就是这个颜色。
孟老大没发现我。他用指腹抚过账本某一页，很轻，很慢，从这一头抚到那一头，在认一个字。很久，他合上账本，把红绳捡起来，在指间绕了一圈，又放回桌上。
然后他看见我了。他没有吃惊，知道我会来：“你下来正好。”
他从矮凳上站起来，站到一半，手在灶台上撑了一下。就这一下，我看清他瘦了多少——衬衫挂在身上，空了一截。
“乾仔，”他说，“我要是撑不过去，九龙春这摊子，你接不接。”
我站在灶台边，没有答。
他看了我很久。久到灶台上的火苗矮了一截。他拿过那本账本，锁进桌下的铁匣，钥匙放回口袋：“难答。我知道难答。”
他慢慢往楼上走。走到楼梯口，停下来，没有回头：“乾仔。”
“你学得像。”
“像我年轻的时候。”
我站在灶台边，看着桌上那截红绳，没有动。从我在病床上醒来的那天起，我以为我是来还债的——还他的命债，还娜美的垫款，还和顺堂的利息。还到今天才看清，我一直都在往账本里添名字。声仔的，娜美的，允儿的，我自己的。
孟老大今晚递过来的，是一整本账。接，就是把每一笔没销的账，都背到自己肩上。
楼上传来一声咳嗽，隔了两堵墙，闷闷的，和很久以前我躺在病床上听见的那一声，隔了很远，又像是同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