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星治理框架协定》的通过，标志着理念上的共识达成。发^.^新^.^地^.^址 wWwLtXSFb…℃〇M
接下来，便是将纸面上的条款转化为实际运作的机构与制度。
这个过程同样繁琐且充满挑战，但方向已然明确，工作的重心从争论转向了建设。
ISC成立了专门的筹备组，由秦风牵头，负责“火星治理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的组建工作。
地球方面的委员名单很快由各参与国根据新的规则提名确认，他们中不再仅仅是官员和外交官，增加了科学家、经济学家、法律专家乃至社会学家，以期能与火星方面进行更专业的对接。
火星方面的委员产生方式则更为创新。
由于火星常住人口尚且有限，且处于非常时期，经过ISC特许和基地居民公投，决定采取一种过渡方案：首批火星委员，由现任“荧惑基地”全体成员通过匿名投票，从 among themselves（ among 他们自己）选举产生三名代表，任期三年。待火星人口达到一定规模后，再实行更广泛的民主选举。
经过严肃的投票程序，陈晓（指令长，代表行政管理）、艾琳娜·沃森（首席科学家，代表科研界）、刘培强（机械系统专家，代表工程和技术部门）三人当选为首届火星治理委员会的火星方面委员。发^.^新^.^地^.^址 wWwLtXSFb…℃〇M
“感到压力巨大，”陈晓在当选后与地球的加密通讯中对秦风说，“我们不仅要为自己负责，现在更要为火星的未来负责了。”
秦风鼓励她：“你们是最了解火星的人，也是最具开拓精神的人。相信你们的判断。地球方面的委员也会逐渐熟悉和适应新的角色。”
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以远程视频形式，尽管延迟严重，但仪式感十足）选举产生了联合主席（由地球委员和火星委员轮流担任），并下设了数个专门委员会：资源管理委员会、科学发展委员会、社区与法律事务委员会等。
每个委员会都由地球和火星委员共同组成，确保双方的观点都能得到充分表达。
与此同时，关于资源开发的具体实施实体——“火星资源开发公司”的组建也提上了日程。
这同样是联合管理模式的体现。
公司的股权结构经过多轮磋商最终确定：ISC代表全人类持有51%的黄金股，拥有对重大决策（如涉及安全、伦理、战略方向）的一票否决权，但不参与日常经营和分红；
其余49%的股份中，30%由火星治理委员会持有（代表火星社区），19%向地球和火星的合格企业开放投资（但单一实体持股不得超过5%，防止垄断），募集到的资金用于初期开发投入。
公司的董事会成员由ISC、火星治理委员会和投资方代表按比例委派，首席执行官则由董事会聘任，向董事会负责。
公司的运营必须严格遵守火星法律，并向火星治理委员会缴纳资源税和特许经营费，这些收入将成为火星自治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
“这像一个奇怪的混合体，”一位地球方面的经济学家评论道，“既有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成分，又有资本主义的股权投资，还夹杂着星球级别的自治政府……前所未有。”
“因为火星本身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界，”秦风回应道，“它需要前所未有的新制度来匹配。”
新机构的成立并非一帆风顺。
地球方面的委员习惯于官僚体系的流程和缓慢节奏，而火星方面的委员则更加直接、务实，追求效率。
在第一次讨论某个矿产勘探许可证的会议上，双方就发生了摩擦。
地球委员要求进行漫长的环境影响评估和漫长的听证程序。
刘培强委员忍不住发言：“先生们，火星的环境影响评估标准不能完全照搬地球！那里没有雨林，没有河流，我们需要的是针对火星脆弱地质和潜在科学遗址的、快速高效的评估方法！
等你们走完几个月的流程，最佳的勘探窗口可能就错过了！”
经过一番争论，委员会最终同意成立一个联合工作组，由火星和地球的专家共同制定一套适用于火星的、快速简明的环境与科学影响评估流程。
这虽然只是一个小插曲，却预示着未来的合作必将充满类似的碰撞与磨合。
但重要的是，有了一个框架性的平台，这些摩擦可以在制度内通过协商和规则调整来解决，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上升为不可调和的争端。
火星治理委员会和火星资源开发公司的成立，象征着“联合管理，资源共享，火星优先”的原则从理论落到了实处。
人类在星际治理的探索道路上，迈出了坚实而具有开创性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