谓“千里送鸿毛,路遥情义重”。
她家搬离后,两家人的距离虽然才只二三十米,但这份情份却始终在。
几年过去了,女孩已长得亭亭玉立,我也成了英俊少年,那时候,两家人,总拿我们俩人开玩笑。也许,在大人们的心中,也确实曾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毕竟落花无意,流水更无情。我和她总归没有那份缘。记得我与她最亲密接触,只是我曾背着她,送她登上县城的轮船。那是因为她的脚踝扭伤了,得去县城的医院医治。对她家来说,最亲近的,莫过于我们家了,我在家又是长子,这个任务舍我其谁?!
与我们家用一架木梯上下的是一户姓杨的邻居,寡母带着三个儿子。他们家的长女,似乎比我大了许多,早早地便去它乡插队了。应该是与我后来的知青身份相仿佛,只是比我早了许多批。三个儿子的年龄,与我们家的三兄弟年龄相仿佛。大概是因为他们父亲的原因,邻居的这三个儿子似乎都很内向。喜欢忽闪着眼睛,偷偷地看人。
邻居的那位杨姓户主,听说也是自缢身亡的。应该是在我幼年时,那场运动刚刚开始,他的家中被搜出了一支长枪。这在那时,可真是不得了的大事!小镇人必定个个闻枪色变!原来,那位杨姓户主,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参加过“忠义救国军”。但在我幼年的印象中,那位曾经的“忠义救国军”战士,只是一个文弱的书生而已。显然,这位文弱书生难以抵挡在家中被搜出长枪所带给他的压力。在运动才刚刚开始时,便早早地解脱了。这样的解脱,对于一个在经历上曾经留下说不清楚的人来说,也许是真正地说清楚了呢!
在我幼年时,我并不清楚“忠义救国军”是个什么东西,稍长之后,读了一些描写南方一带的抵抗日军的书籍后,我才知道,原来,“忠义救国军”起先也是一支抗日武装,只是后来在部队发展上,价值取向发生了偏差。才被后人多有诟病。像京剧《沙家浜》中那支胡传魁的队伍,在纷乱的非常时期,正是由于在价值取向上发生了偏差,最后才走上了反动。所谓的“反动”，只是逆历史的潮流而动。
在纷纷乱乱“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年代,谁分得清,是在顺历史潮流而动,还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哦。得失仅在一瞬间。而这一瞬间却便是主宰着无数人命运的一瞬间。可以猜想,我们姓杨的那位邻居年轻时,必定也是一位热血青年。也同样怀着一腔抗日的热血奔赴沙场。只是命运给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没有战死在沙场,没有马革裹尸还的幸运。他最后死在自己亲手挽的绳结下。
我无法猜测当他将自己亲手挽的绳结，套上自己的脖子时是怎么想的?在他蹬踢去脚底的木櫈那一瞬间,他是懊悔呢?还是终于可以解脱了的庆幸?他肯定对自己的妻儿没有了依恋,也肯定对自己不堪的命运产生了许多的怨恨。
在“陆松城”后楼的西厢房原先住着一户黄姓的人家。黄姓的户主,脸焦黄而瘦,女主人倒长得脸白而体胖。这户人家生有两女一子。长女脸圆,说话时表情丰富,常能看见她眉飞色舞的样子；二女笑时,在颧骨上会左右各出现一个笑靥,让人跟着忍俊不禁。似乎很早熟,幼小时,邻里便有一些传言；小儿子惯会说大话,小小年纪便神神叨叨,大话连天。很适应那个年代,如果世道不变,那男孩绝对是一个当大官的料。可惜世道总是难免沧海桑田,听说,那男孩最后上了烹饪学校,但又没能在厨艺上大展身手,后来又去做了保安。
那户人家为了上下楼便利,又仗着户主是小镇木器厂的支部书记,在宅院后门的南侧新安装了一架木楼梯,他们家便成了独户独梯。
这家女主人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一直对丈夫低眉顺眼,哪怕丈夫是真男儿,尽显风流。妻子也是逆来顺受。黄姓户主在小镇西的一家木器厂工作,担任着支部书记的职务,反正是一把手吧!这给他的猎艳带来了许多便利。小镇上,这种桃色新闻往往会传得很快。而且,常常是捕风捉影,让人难辨真假。俗话说:“无风不起浪”。在小镇,却能“无风浪三尺”。
许多时候,往往外面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俩个当事人却仍像无事人一般。待到女方的夫妻吵得不可开交了,才从他们的争吵声中听出一鳞半爪来。这一鳞半爪的桃色信息透露出来后,小镇人便立即失去了热烈讨论的兴致,原先被加油添醋地传得风起云涌的艳事,也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户人家后来搬去了北面靠田边的那幢新房,与我们家的距离渐行渐远。我去县城工作后,有一次回家探亲时,在弄堂口碰到过那位男户主,越发黄瘦的身子,让人感觉有油灯熬尽的那一种苍老。双眼视人倒仍是炯炯有神。
在“陆松城”后楼的底下,西北角有一间铺有木地板的房间,住了一位姓巢的青年。他应该是梅花洲巢氏的后代。只是在他的身上,再找不到半分他的祖先那种文人雅士的风韵,他的祖父住在他的房间的外侧,用木板粗粗围起来的一个房间中。
老人有一部齐胸的长须,常常手捧一把黄铜水烟壶。吸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