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怎么能抵得过“伊丽莎白”在微风中的摇曳生姿呢?那一份风华绝代。
而鸡冠花,茑萝,串串红,凤仙花们,要么花开如血,呆若木鸡；要么随缘攀缘，生性轻佻；要么串红林立;艳得庸俗；要么单叶翻飞,卖弄风情。怎么能与“伊丽莎白”的稳重大方,一摇一曳皆让人注目;一笑一颦皆让人动容的美姿相比呢?
在我久远的记忆深处,窗台上的月季花开,无疑是我们家盛大的节日了。
我们家南窗上的花木格已经被改装上了玻璃,但是安装花木格的插栓却依旧在。改装上玻璃后,房间里的光线更充足了。冬日里,阳光可以透过玻璃直接照射在有着自然木纹的楼板上。冬日里,斜照进房间的太阳光柱里,会飘浮着许许多多细小的微粒。这些微粒,在平时是看不到的。
躺在被窝中耍懒的幼年的我,常常会在阳光的背影里,望着这些微粒发呆。我不知道,这些沉沉浮浮的微粒是什么?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它们又将会到哪里去?这大概是我面对这世界,在无知和茫然中产生的第一次幻想。我已忘记我那时到底幻想到了什么!但是,与夏日的夜晚,当我躺在床板上,看见满天的繁星,朝我莫名其妙地眨着眼睛时的那一份感觉应该是一样的。一样的未知;一样的莫名其妙;一样的茫然;也一样的无所适从。
我家的房门在房间的东北侧,出门便是通往楼梯的过道。过道上开有一扇临内天井的北窗。梦中的情景,便是我站在这扇北窗前。北窗对面的那个房间住着一户邻居。三口之家,有一个比我略大的女孩。女孩的年龄比我姐略小。她的父亲是一个中医师,她的母亲是一个裁缝。在我幼年的记忆中,我们家大人,小孩的衣服似乎都出自于她母亲之手。她家的木窗,与内天井两头的二楼一样,木制的花格仍在。里面也没有被安装上玻璃。晚上一律被拉上浅色的窗帘。昏黄的灯光从窗帘布上透出,又从木窗的花格上透出来。
这家在“陆松城”中住的时间并不长。当小镇第一批临河的水榭式商铺被拆除。壁立的石帮岸变成了斜斜的爬满了蚯蚓式的水泥嵌纹石帮岸,大大长长的青石板街道变成了水泥街道之后,她家便搬去了临街的那排长长的楼房的二楼。搬家对于她家来说,似乎是一场灾难,而不是能住上新楼房的庆幸。没过几年,她的父亲————那个中医师,便在一场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的病患中,因为不堪忍受而自缢身亡了。
这确实是一桩很奇怪的事:据说,发病前的一天,他在自家的阳台上,遥看自己工作的那家医院修建石埠打木桩。
医院新建的门诊大楼北大门临河,正对着中医师家的阳台。他那天正休息在家,闲来无事,便站在阳台上看对面打石埠的桩基。一根一根杉木打得很顺利,偏偏在他站着看的时候,一根木桩怎么也打不下去。换了几根桩,将木桩的顶上都打烂了,木桩还是不能打下去。打桩的师傅来看后,吩咐手下去买了一只公鸡来,让人拔出被打烂了顶部的木桩,换上一根新桩,将买来的活公鸡按在桩眼上,将新木桩的桩尖对准公鸡,一下一下,将木桩连同公鸡一并打了下去。
奇怪的是,原先接二连三废桩的这个桩口,这回竟顺利地将木桩打到了预定的深度。只是在公鸡被填在桩尖下,大锤第一次狠砸在桩顶上时,公鸡发出了一声大叫,让站在自家阳台上,隔河远眺的他,只是感觉蓦然一惊,他也不十分在意。看见木桩终于被打下去了,他也回进了自家的房间,身体却开始感觉不舒服起来,当天晚上,便开始周身疼痛,由此而发病。
他自己原本便是中医师,他自己竟也不识自己究竟得了什么病,先是自己开了药方,嘱妻子去南街的药铺续了方来,熬汤喝,没有见效,又命妻子去小镇另一位颇有名的老中中医那儿去开了药方来,还是不见效。周身的疼痛反而变本加厉了。
那另一位老中医被小镇人恭称为“俞三帖”。意思是,再疑难的杂症,到他这儿,只需三帖,立马见效。按我父亲的说法是“所谓的‘三帖’，都是虎狼之药,要么三帖,药起回生；要么三帖,准备后事。”父亲的说法,应该是深谙药理的。中医师自然也懂。
据说,中医师的妻子从“俞三帖”那儿取来药方后,中医师还对药方研讨了一番。他知道,这么重药头的方子,他自己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开的。他是抱着将信将疑赌一把的心态灌下这三帖汤药的。但是,喝了药后,他感觉周身疼痛非但没有减轻,反而似乎更重了,到后来,自己居然想站立着都困难了。在这样的情形下,他终于没有能抵挡住病痛带给他的痛苦,干脆趁妻女不在家的当口,寻一根绳子挂在梁上,一了百了了。
中医师的死,给他的妻女带来了伤痛,也给我们家带来了悲伤。因为我们两家做邻居时,便相处得十分融洽,他们家搬离了“陆松城”后,我们两家还时有来往;逢年过节,还时有礼信往来。尽管那时的礼信小得不能再小,也许是一碗赤豆糯米饭,一碗八宝饭;也许是几个新裹的肉粽或者是一碗红烧的熟牛肉。但是,礼轻情义重,说明彼此都还惦记着对方。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