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其中言以商富农，兴以王安石之青苗法，下官不能苟同。”
林延潮道：“请先生明言。”
县学学正乃是学官，故而林延潮不称他官名，而称先生表示敬重。
学正正色道：“王安石为古今第一妄人，他曾有言，我宰天下有余。
然不知四海非一邑之小，执政非长吏之任也。
赵宋之衰，正是由他变法而起。”
“而王安石变法，以青苗法为害最盛，若是司马所言，以商富农，若是行青苗法，那么下官不能赞同。”
在宋后王安石的地位，在读书人心中一直很低，认为他的变法就是乱搞。
一直到了清末时，才有读书人替他翻案。
但偏偏南宋的事功学，不免有些‘王安石余孽’的意思。
事功学派的宗旨，就是王安石那句‘为天下国家之用’。
林延潮当初在事功学的道统论里，本来也有把王安石拉进来，上承董仲舒，下承陈亮，叶适的。
但王安石变法毕竟没有成功，所以林延潮没有将他列入道统之中。
而事实上王安石的‘青苗法’确实是施行不当，民生激变，但却不等于青苗法是一个劣法。
在林延潮穿越前，孟加拉人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国人称戏言‘假如九百年前的王安石变法成功，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就轮不到尤努斯了。
’
因为尤努斯创立孟加拉乡村银行，致力于贷款给贫困农民，帮忙了几百万贫民，因此获得和平奖。
王安石青苗法也是如此，但为何尤努斯成功，而青苗法却失败呢？这早有定论，因为青苗法乃政府操作，只要政府操作，就会有重重弊端，而是孟加拉乡村银行却是私人银行，而且杜绝了行政干预。
林延潮对学正的质疑，恭敬地道：“先生所言有理，此青苗法与昔日之青苗法不同，请听林某一言。”
学正道：“下官愿洗耳恭听。”
林延潮道：“此新青苗法，乃本官从社仓中所思而来。
诸位可知为何朝廷不从官仓中借米给百姓，非让百姓从民间自筹粮米，建社仓以互助呢？”
众人闻言嘴上不说，但心底却都知道，还不是怕官吏从中贪污，上下其手。
与其将希望寄托在官员操守上，我们老百姓还不如相信约长，乡约，他们至少都是同乡乡亲。
比对王安石的青苗法，以及朱熹的社仓，不得不承认社仓比青苗法靠谱多了。
社仓乃政府提倡，民间自主的措施，朱熹就批评青苗法，说青苗法以官吏而不以乡人士君子行之。
简而概括就是，青苗法行之以官司，社仓主之以乡曲。
故而社仓取代青苗法，明朝两百多一直大力推广，到了清朝，则是强制每个地方官，都要向民间普及社仓制度。
林延潮道：“其中弊利大家都知道，社仓法自青苗法，唯独不是由朝廷官仓出借，而是乡中大户，或者百姓余粮筹集，好是好矣，但一乡一地可行，却难以推广全府。
譬如商丘县只有六个乡设立社仓，没有设立社仓地方，百姓如何渡过春荒？”
“还有为何朝廷如此大力推行社仓，但民间响应者寥寥无几？”
众里长都是无语了，因为社仓这事也是很难。
谁来主理社仓？
官吏，家里穷的肯定不在考虑内，唯有剩下家境殷实的，但人品敦厚的人，怕受累避之不及，至于奸猾的人，百姓又不信任。
但这也罢了，最恶心的，就是地方官府常借各种名目，侵吞老百姓社仓里的社谷，最后还是逃不了行政干预。
所以社仓制度是不错，但除了真正为国分忧，为民抒难，这等济世情怀的读书人或致仕官员外，百姓都不愿意出面组织社仓。
学正问道：“那敢问司马，这农商钱庄，是何人主营？青苗钱以几分利放贷百姓？”
林延潮笑了笑。
当下道：“本官来介绍一二，农商钱庄乃这位彭员外与侯员外所有。”
林延潮说完，两名乡绅都是站起身来，向众人抱拳。
众里长议论道：“这不是夏邑的彭员外吗？听闻他家里的钱，都淹了脚面了。”
“这侯员外我认得，咱们商丘名族，家里出了不少举人。”
“这两位员外家里的钱财，足够将半座商丘城买下了。”
林延潮笑着道：“两位员外，富而好仁，为善好施，平日为乡里作了不少好事，这钱庄也是他们所设，至于青苗钱以几分利放贷百姓，本官说了不算，你们问他就是。”
穿着绸衫的彭员外四方抱拳后道：“诸位乡亲，本员外也是受同知大人之托，设立钱庄。
一照顾乡里乡亲，不薄待了大家，二也是自家的小本生意。”
下面里长听了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