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千余年来先后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
传统今文经学家的观点，即以《春秋》为政治学著作，持此说者如清人皮锡瑞，近人徐复观、吕思勉、胡适等；
古文经学家及近代“古史辨”派学者的观点，即认为《春秋》是历史学著作，古文经学家如晋人杜预，近人钱玄同、顾颉刚、刘节等人坚持这种看法；
调和说，即认为《春秋》“亦经亦史”，持此说者如钱穆、雷戈。就“亦经亦史”的说法，钱穆认为《春秋》是一部“亦经亦史的一家言”，理由是古无经、史的区别，经、史之分是后代才有的观念，
“若我们定要说《春秋》是经非史，这实在只见其为后代人意见，据之以争古代之著作，未免搔不着痛痒”。然而关于“经史不分”之说这点，钟肇鹏先生曾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一文中专门加以辨析，并阐明了中国古代经史有别、史先于经的观点。
后世影响
无论从哪方面考量，《春秋》的开创之功都是无可争辩的。
它的编年体例，为史学三大体例之一，“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垂范千秋，继之者众，《资治通鉴》最称出类拔萃。
它的私修性质，打破了官方对史学的垄断，成为诸子百家争鸣的先声。而“二十六史”中，私修者多达三分之一，亦可说是受其引领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