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包了一些熟食，最终打着饱嗝仍从后门离去。
白宝元悄然跟着李彦出了后门，酒楼掌柜看到，这个李副经理骑着一辆脚踏车，载着一个大包裹，慢慢悠悠地骑远了——他们的小汽车呢？那脚踏车后货架上夹着的、不会就是他所说的从太原发来的洋货吧？他们难道从好几百里外的太原骑着脚踏车回来的？
带着种种不解的疑问，白宝元重新隐入了酒楼的后门。
李彦在文城街头小心翼翼地兜了一个圈子，在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后，才骑回了城北的杨柳巷一号院。
军统山西站情报二组，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
转述周怡壮烈殉国的一幕时，李彦几度泣不成声，在太原的时段里，周怡曾经像大姐一样时常照料着单身一人的李彦；而老刘虽刚刚加入情报二组，但自从王穗花带人奔赴南同蒲路前线之后，正是周怡每隔一天的出现才让孤独留守、担惊受怕的电台台长感到了慰藉和暖意，所以他也流下了热泪，不得不摘下眼镜去揩抹。
但更感到肝肠寸断的，则还是表面镇静的王穗花。在情报二组，周怡与王穗花合作时间最长，李彦没有出现之前，这个中年女谍几乎就是军统女少校的左膀右臂。山西抗战打响之初，两人被军统山西站派出，在北同蒲路的大同、阳高一线并肩作战，刺探日军板垣师团以及关东军派遣军前锋的情报。那时候，山西站的情报二组还没有成立。
王穗花面无表情地听罢了李彦的讲述。目睹两个大男人在一旁涕泪交流，军统女少校没有流露出平日的不屑和反感。她只是静静地坐在红木椅子上，静静地等着两个年龄迥异的部下完成哀痛的宣泄：
悲伤潮水般地袭来，但也必须潮水般地退去——悲伤取代不了战斗，同志的牺牲，不能只靠悲伤来祭奠，更要用行动来慰灵！
军统女少校取出了那瓶没有喝完的英国威士忌酒，倒满一个雕花酒杯，将其缓缓地洒到了地上。
“现在开会。”
放好酒杯的她，语气平静地下了命令。
情报二组的这次紧急应对会议，从几个方面分析了突变的局势。
首先，周怡死于被日本便衣追赶的途中，显然是在那之前已经暴露了身份；但她没有被捕就中枪身亡，或可意味着，日本人并没有从她那里获得有关山西站情报二组的内情；原本危急的形势，现在看来变得相对安全。
其次，周怡在火车站货场平时的任务并不涉险，只是利用杂役身份观察车站和铁道线上的日军动向（重点是搜寻那列诡异的日军军列身影），这种情况下她的身份竟然暴露，应该是临时出现了意外，迫使周怡冒险出手，导致行藏被日军特务识破；那么这个意外出现的情况，就必须继续追查。
第三，周怡出事当晚，她本应该按计划赴南洋旅馆，向老刘通报两天以来车站和铁道线敌情，同时掩护电台台长开机向山西站发报。然而她当晚牺牲的地点，竟然是与南洋旅馆相去甚远的东城宝元酒楼附近——要么是她在那里发现了有价值的情报，要么是她此前就意识到身份暴露，故意将追捕他的日军特务引开、远离南洋旅馆。
第四，宝元酒楼的白掌柜，是敌是友目前仍难预料。从他今天与李彦的对话当中，不好判断此人的政治立场。而李彦当时随机应变做出的种种解释，也未必就能真正让对方相信。基于此，宝元酒楼目前一段时间之内，不可再去。并且，得做好被这个酒楼掌柜出卖的准备，必要时可考虑除掉他。
第五，日军特务机关会顺着周怡如何进入火车站北货场做工的线索，向下进一步摸查，李彦有可能籍此暴露。而王穗花也有过为数不多的几次与周怡在文城公开出行的记录，要警惕有当地人特别是日伪特务对此留有记忆。
“周姐会不会留下了某些线索给我们？比如藏在她的火车站货场宿舍内？”
会议临近尾声的时候，李彦突然问道。
军统女少校漠然地摇摇头，她认为周怡遭遇的应该是突发事件，所以才未能如约赶到南洋旅馆。而就算她之前在宿舍里留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那么她出事后的宿舍，也已经早被日本人翻了个底朝天。
最终，他们决定，立即电告山西站上述情况，整个情报二组暂时躲避风头，蛰伏几天，静观其变。
山西站收电后很晚才回电，似乎是专门为情报二组进行了紧急应对磋商。站长赵青文指示，鉴于山西境内的兄弟站近来接连遭到日军特务机关破坏，批准情报二组在文城蛰伏一周，以确保组织和人员的绝对安全；一周后恢复行动，在没有新任务下达之前，重点仍是对“风计划”的追查；但既然转变了思路和方案，就不要再瞻前顾后。
从山西站的回电里，王穗花进一步确认了自己之前的判断：在整个第二战区接近沦陷的局面下，站长对追踪“风计划”已经不再那么看重。
“这也好，没有了悬在头顶上的剑，我们行动起来会更从容、更理性一些。这个神秘的风计划，我相信迟早能把它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