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偶尔沾着几点墨渍，表舅舍不得扔，说“有点墨渍才好看，像画里的留白”。
书桌一角，还放着个老算盘，红木框子，算珠是深色的，边缘被反复拨动得光滑圆润，连算珠间的木杆都泛着包浆。算盘的底框上刻着表舅的名字和“1965”的年份，他说这是十八岁那年父亲送他的成年礼：“那会儿我刚不上学，要去副业队当会计，我爹说‘当会计要心细，算珠一响，就不能有错账’，就给我买了这把算盘。”我好奇地拨了拨算珠，“噼里啪啦”的声音清脆响亮，像极了当年副业队记账时的热闹。表舅笑着说：“这算盘跟着我快六十年了，当年算副业队的账，后来算村里的账，没出过一次错。现在老了，不用算账了，也舍不得扔，放在书桌上，看着就踏实。”
每次在“养心斋”里坐定，表舅总会泡上一壶茉莉花茶，茶是他自己种的，晒干后装在铁皮罐里，泡在玻璃杯里，花瓣慢慢舒展，茶香混着墨香，格外舒服。他不只是陪我赏字，更爱讲过去的故事——那些关于五八水库、关于人民公社、关于村里建设的往事，他讲得细致，像在翻一本写满岁月的旧账本，每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
有次聊到家乡的变化，我忍不住问他：“表舅，当年五八水库那么多人建设，大家怎么吃饭啊？”表舅闻言，从竹椅上坐直了些，手指轻轻敲着书桌边缘，指节处的薄茧蹭过桌面，眼神慢慢飘远，像是回到了几十年前的水库工地。
“那时候正赶上人民公社建设，57年底到58年嘛，政策和现在大不一样。”他声音慢了些，带着对旧时光的真切回忆，“普通人家的铁锅、铜勺都收归公社了，家家户户不自己开火，全去公社的大食堂吃饭，去水库工地的人也一样——工地上搭了好几口大灶台，灶台是用土坯砌的，烧的是地里收完庄稼剩下的秸秆，做的是‘大伙饭’。”
我追问“大伙饭”具体是怎么吃的，表舅笑了，伸手比划着粗瓷碗的大小，像在比量当年的馒头：“可不是现在这样能随便添饭，是按量来的。一个人就是一个主食，不管是玉米面窝窝头，还是偶尔能吃上的白面馒头，一人一个，多了没有；汤也是，大铁桶熬的萝卜汤、白菜汤，汤里飘着点油花，就算是好的了，一人一碗，舀完就没了。”说到这儿，他顿了顿，拿起桌上的茶杯抿了一口，眼神里多了几分感慨，“这既有当时物质条件的限制，毕竟那时候粮食金贵，地里的收成少，得省着吃；但也有当时的考虑——那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大家都在摸索，怎么让集体生活更有序，怎么把人组织起来干大事，都是在尝试。就像咱种庄稼，得先试种，才知道哪种种子长得好。”
话音刚落，表舅忽然抬起头，目光从墙上的《满江红》移到我身上，语气里多了几分郑重，连握着茶杯的手都微微收紧，指节有些发白：“就像现在咱们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也是在一步步探索嘛？还有咱们正在做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事儿啊，既有历史的厚重感——是踩着老辈人的脚印走过来的，从建水库到修公路，从解决温饱到奔小康，哪一步不是大伙一起干出来的；又有时代的紧迫感——得跟上现代化的步伐，人家有高铁，咱得有；人家有5G，咱也得有，不能落在后面；更有使命的分量感——这是从来没人干过的大工程，像当年建水库时没人知道能不能成，但咱得敢试、敢干！”
他说着，手指轻轻点了点桌面，像是在强调这份使命的重量，每点一下，都透着股不容置疑的坚定：“我们这代人老了，肩膀扛不动活儿了。当年建水库、搞公社，是想让乡亲们能吃饱饭、不受涝，不用再怕天旱；现在你们后辈，得接住这个使命。不只是你们，还要传给你们的后代，一代代传下去，不能断了茬。”说到“社会主义建设”，表舅的眼神亮了些，像是有光在里面闪，那光里，有当年工地的灯火，也有现在村里的路灯：“我理解的社会主义，不用讲多深奥的道理——就是让人民满意，让老百姓能安居乐业。地里的庄稼有好收成，不用再怕旱涝；家里的孩子能念好书，不用再像我当年那样没学上；老人看病不用愁，不用再怕看不起病；街坊邻里相处得和和气气，不用再为一点小事红脸。这就是好日子，就是咱要建的社会主义。”
他忽然停了停，像是想起了什么，起身从书架最底层翻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笔记本的封皮都快掉了，里面的纸页也发脆了。他小心翼翼地翻开，指着上面的字迹说：“这是我当年当村支书时记的，你看，这里写着‘1978年，村里通了电，晚上能亮灯了’，这里写着‘1985年，村里修了第一条水泥路’。那时候没别的想法，就想让村里好起来。现在村里有了文化广场，有了养老院，比当年好多了，但还不够，还得更好。”
接着，他又聊回五八水库的建设，语气里满是对那代人的敬佩，眼神也变得柔和起来：“那时候没机械，全靠人力。男人们光着膀子，穿着打补丁的褂子，手里握着铁凿、铁锨，一凿一凿地凿硬土，虎口震得发麻也不停，手上的血泡破了，裹块布条接着干；女人们也不闲着，挎着竹篮，把碎石、泥土一点点捡出来，手指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