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框子，算珠是深色的，边缘被反复拨动得光滑圆润，连算珠间的木杆都泛着包浆。算盘的底框上刻着几个小字，是表舅的名字和年份，他说这是他十八岁那年，父亲送他的成年礼，“那会儿我刚不上学，要去副业队当会计，我爹说‘当会计要心细，算珠一响，就不能有错账’，就给我买了这把算盘”。我好奇地拨了拨算珠，“噼里啪啦”的声音清脆响亮，表舅笑着说：“这算盘跟着我快六十年了，当年算副业队的账，后来算村里的账，没出过一次错。现在老了，不用算账了，也舍不得扔，放在书桌上，看着就踏实。”
丈母娘总说，表舅是村里的“文化人”。这话一点不假。表舅没念过几年书，只上到小学毕业，就因为家里穷，不得不辍学回家帮着种地。可他打小就爱琢磨文字，辍学后，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就借着煤油灯的光，看父亲留下的旧书——大多是些《论语》《三字经》之类的，还有几本破旧的字帖。后来去副业队当会计，他更是把识字当成了大事，遇到不认识的字，就记在小本子上，问村里的老师，问镇上的干部，慢慢的，认识的字越来越多，写的字也越来越好看。
再后来，村里选干部，大伙瞧他实在、识字、会算账，便选他当村委员。那时候村里条件差，没有办公室，表舅就把自己家的西厢房腾出来，当成临时办公室，白天在这里处理村里的事，晚上就接着在书桌上看书、练字。丈母娘说，有一次她去表舅家，看到他趴在书桌上写报告，油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桌上放着一本《新华字典》，遇到不会写的字，就随时查，“那认真劲儿，比上学的孩子还用心”。就这样，表舅一步步从村委员做到连队负责人，最后成了这个万人村的村支书。那些年，他忙得脚不沾地，白天要去地里看庄稼，要帮村民解决矛盾，要去镇上开会，晚上回来还要写材料、记台账，可再忙，他也没放下书桌上的笔墨——哪怕只写半张纸、读几页书，也觉得心里踏实。
如今表舅退了休，更是把“养心斋”当成了心头宝。每天早上起来，他先把院子打扫干净，然后就钻进“养心斋”，研墨、铺纸、写字，一写就是一上午。书桌对面的墙上，贴着他写的岳飞《满江红》，是用粗毛笔写的，“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几个大字写得气势十足，笔锋里藏着股不服老的劲。他说自己最佩服岳飞的骨气，年轻时候读《满江红》，就觉得热血沸腾，现在老了，写这首词时，还是忍不住会想起当年在村里干事的日子——“那时候就想着，要像岳飞那样，对得起老百姓的信任，把村里的事办好”。为了写好这首词，他临摹了不下一百遍，字帖都被翻得卷了边，现在村里办红白事，有人来请他写对联，他也常写“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句，劝年轻人要好好干事。
除了写字，表舅还爱画画，画得最多的是牡丹和公鸡。他没有专门学过画画，全靠自己琢磨，看画册、看村里的花、看邻居家的鸡，慢慢摸索出了自己的画法。去年春节前，我去看他时，他正趴在书桌上画《金鸡报晓》。宣纸上的公鸡昂首挺胸，冠子用朱砂染得红亮，像要滴出血来，眼睛用墨点得有神，仿佛下一秒就要啼叫。最绝的是身上的羽毛，表舅用细毛笔一笔一笔勾勒，淡墨、浓墨交替使用，画出了羽毛的层次感，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画纸上，竟像是能看到羽毛在轻轻颤动。表舅拿着画笔的手有些微微发颤，却依旧一笔一划地勾勒，不敢有半点马虎。他说：“画画得用心，一笔歪了，整只鸡就没精神了，就像做人，一步走歪了，这辈子就毁了。”
“养心斋”的另一角，摆着个小小的供桌，是用旧木板做的，刷了层清漆，显得很干净。供桌上放着表舅父母——也就是我该叫“姨奶”“姨爷”的黑白照片，照片装在普通的玻璃相框里，表舅每天都会用布擦一遍，相框里没有灰尘，连照片的边角都没有磨损。相框边缘裹着红色的绒布，是表舅的老缝的，像珍惜多年夫妻感情一样，表舅更珍惜这块绒布，脏了就用清水轻轻洗，从不舍得用肥皂。照片下面压着一张泛黄的纸，是表舅写的怀念文章，字是用小楷写的，工工整整，没有华丽的辞藻，只写着小时候父母如何供他读书——“那时候家里穷，我爹每天天不亮就去地里干活，我娘晚上纺线到半夜，就为了凑够我上学的钱”；写着父母如何教他做人——“我娘总说‘做人要实在，不能占别人便宜’，我爹总说‘干事要踏实，不能糊弄’”；写着自己当了村支书后，如何跟着父母的教诲做事——“每次遇到难办的事，我就想想爹娘说的话，就知道该怎么干了”。字里行间满是朴实的思念，我读的时候，表舅站在旁边，眼睛红红的，却没掉眼泪，他说：“把想话说出来，写下来，就像爹娘还在身边一样。”
有次我问表舅，没念过几年书，为啥这么喜欢文化？他摩挲着桌上的砚台，沉默了一会儿，才慢慢说：“上学少，才更觉得文化金贵。年轻时候忙，没工夫琢磨这些，现在老了，总算能跟着这些笔墨纸砚，补补当年的遗憾。”他说自己这辈子，最遗憾的就是没读够书，所以现在看到村里的孩子，总劝他们要好好上学，“现在条件好了，不用像我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