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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陈启明来到了奥地利一座安静的修道院后院。一位神情温和、极富耐心的修士，孟德尔，正在他的豌豆田里，用一把小小的镊子，进行着人工授粉。
他不像达尔文那样环游世界，他的世界，就是这一方小小的花园。但他的思想，却穿透了遗传的迷雾。
陈启明看到，孟德尔将高茎豌豆与矮茎豌豆杂交，子一代全是高茎。然后，他让子一代自花授粉，在子二代中，高茎与矮茎，以一种近乎完美的3:1的比例，重新出现了。
“性状是由遗传因子（基因）决定的，它们在遗传时，是分离的、独立的、可以自由组合的。”
在陈启明眼中，那枯燥的3:1，那9:3:3:1，不再是简单的数字。他看到了一场盛大的、由基因主导的“纸牌游戏”。每一个亲本都提供一套牌，在形成配子时洗牌、发牌，然后在子代中重新组合。显性基因如同“王牌”，能压制隐性基因，但隐性基因并不会消失，它只是潜伏着，等待下一次组合的机会。
这是规律之美，是隐藏在生命代代相传背后的、如同数学般精准的概率之美。孟德尔，用他那无与伦比的耐心和严谨，找到了演化这部大戏的“语法规则”。
现在，规则有了，载体是什么？那神秘的“遗传因子”，究竟藏在何处？
最终，陈启明的意识被拉到了一个极致的微观尺度。他看到沃森和克里克，正围绕着一个由金属支架和板材搭建的、略显笨拙的模型争论不休。
突然，一道灵光闪过。
“它一定是一个双螺旋！”
那一刻，陈启明看到了。他看到了那条贯穿了整个生命之河的、最根本的秘密。
它优雅、简洁、充满了结构上的美感。两条由脱氧核糖和磷酸交替连接的骨架，如两条缠绕的缎带，盘旋而上。而在内侧，腺嘌呤（A）永远与胸腺嘧啶（T）配对，鸟嘌呤（G）永远与胞嘧啶（C）配对。
这简单的配对规则，解释了一切。它解释了遗传信息如何精确复制——解开螺旋，以每一条链为模板，就能得到两条一模一样的子代DNA。它解释了变异的来源——复制过程中的偶然错误。它解释了无穷的多样性——这四种碱基的不同排列组合，写下了从细菌到人类的、所有生命的“天书”。
当陈启明再一次睁开眼睛时，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
他看到的，不再仅仅是物理的原子集合，化学的分子构造。他看到的是三十八亿年演化的终极产物，是一个由大约30亿个碱基对写成的、正在进行自我阅读的复杂程序。他感受到的，是自己体内每一个细胞，都在遵循着孟德尔的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是他这个物种，在达尔文所描述的自然选择之网中，侥幸走到了今天。
数学是逻辑，物理是规则，化学是材料，而生物学，是用这一切写成的、关于“我”之所以是“我”的、最波澜壮阔的史诗。
四座恢弘的知识殿堂，在陈启明的意识中，彻底加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