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羊车恣其所之”，沉迷享乐；外戚“三杨”（杨骏、杨珧、杨济）“交通请谒，势倾内外”，旧臣被疏退，标志着皇权旁落与政治黑暗。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两类人的坚守：诸葛靓“终身不向朝廷而坐”，以沉默反抗新朝，坚守亡国遗臣的气节；周浚在扬州“宾礼故老，搜求俊乂”，以威惠并行赢得吴人悦服，展现了务实的治理智慧。但个体的坚守难以扭转整体的颓势，武帝的怠政、门阀的专权、制度的隐患，共同构成了西晋短暂统一后的“盛世危局”。
结语：历史的镜鉴——功过、制度与人心
西晋平吴后的这段历史，本质上是一场“成功后的溃败”。统一的辉煌掩盖了权力分配的不公、制度设计的短视与统治阶层的腐化。王濬的“功重报轻”揭示了门阀政治对公平的破坏，“去州郡兵”与“拒徙胡”暴露了战略眼光的缺失，武帝的怠政与“三杨”用事则宣告了权力监督的失效。
这段历史留给后世的镜鉴深刻而沉重：统一的成果需要制度的保障，功勋的评定应当超越权力博弈，民族的融合需要长远的规划，而统治者的清醒与自律，更是王朝长治久安的根基。西晋在短暂的统一后迅速走向崩溃，恰恰印证了这些历史规律的残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