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且在中亚等地常与民间反抗运动有所关联，因此更为唐朝官府所忌惮。剿灭摩尼教的行动往往与搜捕“妖贼”相结合，其教徒一旦被发现，往往不是简单的还俗或驱逐，而是面临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祸。其经卷、画像被系统地搜寻和销毁，使得这个宗教在中华大地上的痕迹几乎被抹除干净。
在这场针对一切外来宗教的清洗中，官府的逻辑是清晰而高效的，也是极其粗暴的。他们并不在意祆教、景教、摩尼教之间巨大的教义差异，也不关心它们与佛教的根本不同。在他们的认知框架内，这些都有着令人不安的“异质性”：外国来的、有奇特仪式、有独立组织、不融入传统的儒家伦理秩序。在集中力量打击主要目标佛教的同时，顺手将这些边缘的、难以理解的“杂音”一并清除，在统治者看来，是整顿秩序、净化风俗的必要之举，是“永绝根本”的必然要求。
这种“一刀切”的连带清除政策，彻底摧毁了唐代以来因开放包容而形成的多元宗教文化格局。长安、洛阳等城市失去了其国际化的宗教色彩，变得更加“纯粹”，也更加单调。许多波斯、粟特商人在失去精神寄托后，也对大唐感到失望和疏离，逐渐减少了往来或转向其他地区。
对于还俗后在中市胡商店铺里艰难谋生的玄净而言，他或许隐约听到了关于波斯寺、拜火祠被毁的消息，但这离他自身的苦难太遥远了。他无暇他顾。然而，他所在的胡商店铺的老板，一位虔诚的祆教徒，自从拜火祠被毁后，便终日郁郁寡欢，生意也懈怠了许多。玄净能感受到那种弥漫在胡人社区中的低落与悲凉。
帝国的风暴，在清除主要目标时，轻易地碾碎了这些依附于其上的、脆弱的异域之花。文化的多样性遭受了重创，“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维定式，在这场运动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浩瀚的大唐，在走向内向和保守的路上，又迈出了沉重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