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科技水平相对较低，以及同行评议中人情因素的影响等原因，同行评议远没有做到客观公正。
于是，冯琪诺在内的方尖碑中心与经济决策中心的所有同事们在看到国内对这些项目的各类报道时，都发现许多成果不是“国际先进”就是“国内领先”，各种奖励“遍地开花”。科技评价实际上处于失真失控的状态，负面影响很大。【10】希羽组研究所对上述成果的判定尚且因信息有限而受到了严重阻碍，外行更是无从判断。
除上述措施之外，还有一项是：1983年4月成立了旨在促进科研成果推广的科技咨询开发服务部。
这一举措标志着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中科院第一次将所属的国有科技资源向市场开放。【11】
当上述措施开始时，与夏希羽所在的元时空不同的是：为了推动中国科学院的机构改革，早在1983年3月，就已经有一个比预期更高规格的机构改革工作小组进入科学院进行了正式调查，并于7月上旬向乔办、紫光阁等上级部门先后呈报了多份调研报告。
报告声称：科学院原来所提出的“侧重基础、侧重提高”的方针应当加以修订，科学院的科研工作应当贯彻党和国家制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总方针，面向经济建设，着重加强应用研究，积极参加开发研究，同时以一定力量继续搞好基础理论研究。
上述事件除了让调查时间变短了一个月之外，还有一项改变是：曾前往希羽组的、来自乔办的邓瑜出现在了这个调查组中，并在完成这次调查之后立刻入选了前往希羽组研究所的调查组。
因此，本应在1983年8月11-12日到达的、由紫光阁派出的调查组被提前到7月上旬，就已经由乔公、“老林”等人亲自提高了规格、指定了人选并将其迅速派出。
7月8日，驻中科院的调查小组第一次开会，调查组研究了调查的内容，认为需要调研的主要是四个方面的问题：方针任务、领导体制、管理体制和学部委员及学部大会主席团的性质。
这次会议还讨论确定了工作方法、工作步骤和工作日程的大致安排。
同时，曾经担任一机部副部长的调查组组长董钊说明了调查小组的工作目的，并一再说明：调查组不是工作组，目的是共同研究改革，而不是整改。
七月其余的时间里，在如何贯彻科技工作面向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科学院内部认识还不够一致，行动还不够统一。
生物物理所副所长邹承鲁、计算中心主任冯康在内的大部分人对这次调查总还有些心理上的敏感，呼吁要有一个安定的科研环境和氛围，怕“大折腾”“急转弯”，怕削弱对基础研究的投资，对中国科学的长远发展造成不良的后果。
如果按照夏希羽熟悉的元时空历史，那么中科院的新“办院方针”将会在1984年1月出台，其内容应当为：“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应明确规定为：大力加强应用科学研究，积极而有选择地参加开发、发展工作，继续重视基础科学研究。中心是加强应用科学研究，这是关键所在。”【12】
然而，希羽组研究所近一年多的行动改变了所有人的想法，也严重扰乱了本应还算顺利的调查进度。
除了上述事件之外，其他的改变都超出了夏希羽和沈涵曦能预估的范围。
但实际上，直到1983年8月初的一次会议上，希羽组研究所相关的字眼才首次出现在了调查记录之中。
8月5日，当调查小组成员向中科院的一部分受邀与会者到达会议室内，询问中科院内是否可以仿照希羽组研究所的“科研秘书”制度和“方尖碑中心”改组中科院内现有的“学术秘书处”时，得到的答复是清一色的激烈否定。【13】
与会者一致认为：中科院内不存在适宜的、希羽组研究所那样的“科研秘书”人选；外调人员必然存在对目标学部内部情况和学科特性的不了解，导致“外行指导内行”的问题发生。
此事随即被搁置。
而在这个月稍晚些时候的另一次开会期间，调查组询问起薪资体系和成果奖励制度时，他们听到的是受邀与会者不停地倒苦水。
待苦水倒完之后，调查组再次询问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时，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回答是“钱，最好是外汇”，另有四分之一的人认为是“科研设备和科研耗材”，之后则有另外四分之一的人请求“合格的大学毕业生在内的新鲜血液”，也有超过六分之一的与会者希望能尽快对中青年科研人员再次进行集中评定。
此时，中科院科研人员工作量仍不饱满，很难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大量智力尚为“闲置智力”——一些研究所能充分发挥作用的科技人员只有三分之一，很多人没有事情做。
因此很多人希望能像陈春先一样跳出来，到市场去，发展高科技产业，甚至希望能做得比陈春先更好。
同时，各研究所晋升空间有限，许多四五十岁的中年科技人员多年晋升无望，仍是